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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有个上海城
“侬是坐几路来呃？”
“我是坐11路来呃。”上海人讲的“11路”，有时指的是两条腿。说坐11路，就是用脚走。但上海确实有11路无轨电车，它是环城的，起终点都是老西门；从中华路到人民路兜一个圈。车票4分，不下车还可继续兜下去。
这环型原是上海城的城墙位置，圈内是城里。1730年（清雍正八年），苏松兵备道搬来；县城升为地级了。这个道也称“上海道”，主政者也被叫作“上海道台”。六年后，管辖范围又加太仓州，称分巡苏（州）松（江）太（仓）兵备道。
上海置县七百二十多年来，县署所在的上海城，一直是上海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埠后有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19世纪60年代以后，租界地区逐渐成为上海市区的主体部分。”（《上海旧政权建置志》）
明朝筑城，民国拆城
上海设县于1291年8月19日（元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己未）。县署先在镇守衙内，八年后，正监县官达鲁花赤雅哈雅拍板搬市舶司内（今城隍庙前）。在置县后长达二百六十二年里，上海没筑城墙。一是因那时上海人多会武功，工作又多在海上；从人到家都不怕强盗和贼骨头。二是县库没钱。据明弘治《上海志》，也有人提议筑城，结果“屡议而屡寝”。
高筑墙在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不筑不行。那年4月19日到6月27日，倭寇两个多月来犯5次，“杀歼兵民甚众，纵火焚庐舍及县署，邑里为墟”。（明万历《上海志》）。此时上海今非昔比，“今编户六百余里，殷实家率多在市，钱粮四十万余，四方辐辏，货物尤多”。（清乾隆《上海县志》）光禄寺少卿顾从礼上奏朝廷：“盖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奏议获准，可筑城靠自己。上海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顾从礼捐米4000石助筑小南门，出最多的是正三品、詹事府詹事陆深夫人梅氏，捐田500亩、捐银2000两并拆屋数千助筑小东门。
“同年9月勘定基址，并令通判李国纪监工，至同年11月完工。”（《上海城市规划志》）仅三月，泥土版筑城墙周长9里，高2.4丈；筑雉堞3600个，箭台20座；面对浦江的朝宗、宝带两门各建一敌楼。墙外挖长1500多丈、宽6丈、深1.7丈护城河。开城门6座。
城墙建后一月即受考验，“东洋乌龟”来犯，被守城按察佥事董邦政挫败。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围城17天未破，从此不敢前来。斗转星移，城墙上高台功能大变。大境台建关帝殿，振武台建真武庙,制胜台建观音阁，万军台建丹凤楼。到晚清成景点，其中丹凤楼还跻身“沪城八景”，曰“凤楼远眺”。
光阴也是杀城墙的刀，“历经300多年，城堞砖台脱落倾圮，城门低隘难行，城濠壅积淤塞，在外观上显出封建旧城的一派破落景象，在逐渐近代化的上海不仅无险可守，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而且阻塞交通，使行旅、经商诸多不便。”（《上海城市规划志》）
最早提出拆墙在清同治年。到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再提“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得上海道台及两江总督赞同，但反拆城派成立城垣保存会，理由是“不染租界奢靡习惯。”“拆之则丑态毕露，不拆犹可藏拙。”“外人日觊觎吾之土地，不拆城则可以交通不便而止，且拆城后南市诸兴盛马路亦将不保。”“拆城后如被法并，则生息于外人卵翼之下，国权益失，民气益衰，实所不愿。”1908年，拆派和保派激辩学宫。文斗露武斗苗头，保派要对拆城“飨以城砖”。为改进出拥堵，翌年新开拱宸门（今小北门）、尚文门（今小西门）和福佑门（今新东门），上海城门达10座。同时，增高拓宽宝带、朝阳及晏海门。
在1911年11月再议拆城，与会2000多人一致赞成。1912年1月14日，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李平书批复：“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361岁的城墙19日开拆。翌年，拆北半圈筑民国路（今人民路），也叫“法华民国路”；因路一半铺长条石属法租界，铺碎石那半属华界。1914年冬，拆南半圈筑中华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人民路大境路口的大境中学，见路东房子中，露出一段残留城墙。不知是否当年钉子户所为？也算留下部活史告诫：不管立破，都要看它是否造福人民，有利社会前行。
文脉：城之瑰宝
据《上海市政工程志》记载：“鸦片战争前，县城内已有街巷63条，商肆栉比，人烟稠密。”城中心是县署。没想到，在一城最高长官办公和生活的县署东（近今聚奎街），与它比肩而立的是县学（文庙），地图也标“儒学”。文庙建于上海置县翌年，庙址在今敬业路。有泮池有桥有讲堂，正殿立孔子像，七十二贤立两庑。后又逐渐扩建，不仅增加池中芹洲、洲上有止庵，还添杏坛、教喻厅、明伦堂等。
1853年小刀会占城，位于学宫街的文庙成指挥部；清军攻入后，毁于战火。后两次重建，但未建成就毁于火灾；官绅们认为原因是“室户尝被不洁”。1855年，经上海道台和县署批准；请梦花楼秀才贾云阶重觅宝地，建庙于西门内原游击右营废址（今文庙路215号），占地28亩多。由沙船巨商郁泰峰捐资兴建，翌年7月竣工。五年后成为洋枪队营地，大半毁坏。1866年，道台应宝时拨款大修。我上世纪80年代去时，挂着“南市区文化馆”的牌。
文庙是中心城区唯一祭孔圣地，每年春秋两祭，由上海县知事和绅士举行祀孔礼仪。近年，举行过“撞钟祝福”和“孔子乐舞新编”等活动。庙里半圆形泮池上，有中、东、西三座石桥。清时，状元走中桥、榜眼走东桥、探花走西桥。之后政策放宽，本地年满花甲的秀才也可走桥。
明中叶后，学宫每年备案并发津贴的廪生、增生、附生约650人。到1646年规定，每年录取的60名秀才中，40人留县。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里，上海只出戴有祺一个状元；进士中，有人们熟悉的蔡元培。1931年，学宫改上海民众教育馆，尊经阁变图书馆。
文庙是读书之地，内有蕊珠书院。今天走进文庙，能看到庙里大树上，系满条条红缎带，莘莘学子的心愿，飘在微风中……
有道是近朱者赤。斜对面有创办于1748年的敬业中学，南有梅溪书院，北有养正小学和明德女子学校，西有务本女校、裨文女中等。一旁露香园路有建1911年的万竹小学（现市实验小学），学生有蒋经国、蒋纬国和周培源等。就连庙旁的路名也有文化，半泾园路和也是园就照搬文庙半泾园也是园。还有里弄叫近圣坊、邻圣坊和近泮坊。
值得一提是文庙东天灯弄77号书隐楼，“明清江南三大藏书楼”之一。相传建于1763年，题写匾额的是《四库全书》编纂沈初，他与后来的园主、《四库全书》总纂陆锡熊为同事。书隐楼多大？当地人是数房子的，说有“九十九间楼”，这也成了楼的别称。
城市山林如绿洲
城市山林———匾额上，四个大字醒目。
此匾悬挂高9米的三穗堂。堂建于1760年，为豫园一主建筑，县署一度在此办公。堂内高悬三块匾额，最上一块就是“城市山林”。书写者是兵部侍郎、翰林院编修陶澍，写于1826年，距建豫园二百四十九年。
建豫园的是潘允端，起念于1559年。那年他会考落第，便寄情山水。用的是在城隍庙西北今梧桐路、马园弄一带的自家菜地，“聚石凿池，构亭艺竹”。但仕途之心不死，园建到第三年他中了进士，这样心思就不在建园上了。1577年，“掌一省之政”多年后，潘允端辞职回家，一门心思造园。聘筑园名家张南阳设计。园成后，被誉为“奇秀甲江南”、“东南名园冠”；媲美苏州拙政园。一个19世纪游过豫园的老外感叹：“花园是老城厢最有名的去处，它表明中国人也有艺术修养，因为它所体现的美感，不是肤浅的知识所能表达的。”
园名“豫园”，“取愉悦老亲意也。”（潘允端：《豫园记》）潘父是当过相当于今司法部长的刑部尚书潘恩，《明史》说他在河南“制两悍王，名大著。”据说是明朝一廉洁的高官，可没享多少福就走了，倒是潘允端自己受用最多。
豫园落成时多大已无记录。只知在1784年为70多亩（乔钟吴：《西园记》），推算原面积更大，湖心亭和九曲桥及以南、西一带都在其内。到17世纪30年代，豫园已被分割；园主也早不姓潘。又过了三十多年，园中不少地方又回归菜地。据《上海县志》，1871年为36.9亩，与1784年相比，在八十七年里缩水一半。
1709年，城里乡绅购豫园东一块地，造城隍庙灵苑。半个世纪后的1760年，乡绅又集资买下豫园恢复重建。经二十四年营造，园成后归城隍庙管，拥有两个庙园：把灵苑称东园（内园），新恢复的叫西园（外园），但大家还叫它豫园。重现的城市山林，已不再是私园了。
豫园再遭磨难
在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进攻上海的英军进驻豫园，湖心亭成司令部。《字林西报》主笔麦克莱伦在1889年出版的《上海故事》里披露：驻豫园的英军有3000到3500名，“英军士兵点燃豫园城隍庙里的精美的木制装饰品照明，穿着装饰着贵重毛皮的绸缎披风，手摇绣花的扇子。”占据豫园，还有法军第101步兵团。
又兵戎相见是在1853年，小刀会城北指挥部设豫园点春堂。两年后，豫园清军驻扎。1860年，守城的洋枪队在豫园造营房，一驻就是两年。这二十年的兵来兵往，豫园大部分景点被毁消亡。
至民国，豫园被豫园路分南北两部；南部尚存湖心亭、玉玲珑石和香雪堂等，北部还有萃秀堂、点春堂、春风得意楼等。1937年“八·一三”令南市遭劫，豫园建筑只剩点春堂、三穗堂，还有一些假山、亭台楼阁和古树名木。
园林在城中金贵，如同沙漠绿洲。据《上海城市规划志》，“明时，城内仅十几条街巷，清朝中叶扩充到六十几条。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复苏，达官士绅纷纷前来营造宅园，保留至今的著名的‘豫园’便是其中一例。”
（原标题：南市有个上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