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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旧时记忆
在上海，东西走向的南昌路是一条普通的街，它宽14米到15米，东起重庆南路，西至襄阳南路，全长1690米。所谓“司空见惯熟眼去，买?烹烧百姓家”，历经百年沧桑的南昌路不愧为一条有文化、有历史、有故事的路。
弄堂深处，看到生活最朴实的一面
解放初，组织上为家父安排陕南?某室为家，那时我在茂名南路二小读书，中午在茂名南路一家集体制食堂搭伙。上海人一般喜欢穿弄堂，一图便捷，二图清静。我幼年在南昌路穿进穿出，它较陕西南路要窄近5米，是名副其实的灰姑娘。
那段南昌路是马路菜场，地面是鹅卵石铺就，沿路两旁街面一字排开的水泥柱，上面搭块木板，堆放各色蔬菜和鸡鸭鱼肉各类荤菜。菜场的喧闹声从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一直延续到十点过后，下午菜场则开两张台子，其他歇业。那时，学校下午三点就放课，这些木板台子便成了孩子们欢乐的场所。女孩子在台子上玩丢沙包翻麻将，男孩子则在水泥台子上搭两块砖，中间架一根竹竿，手拿光板乒乓板便噼里啪啦打起乒乓球来。
印象中，南昌路邻近陕南?出口处有一家“老虎灶”，这曾经是老上海生活的一部分。“老虎灶”即熟水店，烧卖热水与开水。在旧上海，街头巷尾三步一家、五步一间的老虎灶，凝聚着老上海人的无限情怀。一天到晚，“老虎灶”旁总是热气腾腾，前来泡热水的用户，先瞧一下压力表，一般在90度以上就可以放心喝了，于是拿出事先买好的筹子，大筹子可泡两瓶，小筹子的一瓶。每天“老虎灶”前总是人声鼎沸，邻居们为鸡毛蒜皮的事在门口拌嘴，喉咙稍大点，百来米长的整条街都能听见。不久，南昌路上陆续开出了酱油店、粮店和小百货店，有一沿街居民还开起了家庭理发店，男的管成人的剪发、修面、烫发，女的管小孩理发，兼烧水、洗头，分工合作，其乐融融。
破旧低矮的房屋与高贵华丽的公寓并存，曾是南昌路的一大风景。高13层的南昌大厦绝对是有视觉冲击力的楼房，那时大上海最高建筑也不过是24层的国际饭店。南昌大厦是典型的钢窗蜡地高楼式住房，煤卫设施样样齐全，上下都靠电梯，访客还要通过门卫阿姨打电话上去，询问主人是否在家。记得那些年国庆节，人民广场会放礼花，我们结伴跑到南昌大厦顶层，举目远眺，全市夜景尽收眼底，看到五颜六色的礼花，我们不禁为祖国的安定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欢呼。
现在的南昌路，一样的红砖墙，一样的大弄堂套着小弄堂，弄堂里不时会有自行车经过，不变的还有那棵枇杷树和在门口捡菜的“老阿婆”。这一排排红砖墙的房子，倒像是历经了岁月洗礼的迟暮美人。周围环绕着的喧嚣，又仿佛像世俗的影子笼罩在她的身旁。隐藏于繁华的深处，才是最真实的上海生活。
一条马路，浓缩一部大上海通史
百年南昌路，连接着新旧两个社会。陶而斐司路为今南昌路东端重庆南路与雁荡路之间的一小段，1902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最初的名称为军官路，1920年以法国军官陶而斐司改名；环龙路为今雁荡路以西的南昌路大部分路段，1912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以法国飞行员命名。1943年，汪精卫伪 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将两条路统一以江西省会南昌改名为南昌路。
淮海路上的淮海坊的后门出来就是南昌路与茂名南路交叉路口，行人应该不难发现“淮海坊”三个字。这是老上海典型的“新式里弄”，在市井中蕴藏着不平凡，它就像是一个精致而内敛的上海梦的里子。
1927年10月，徐悲鸿就住进了这里的99号，这位从法国学成归来的画家将他的画室设在这里的三楼。这一年的圣诞节，徐悲鸿的长子徐伯阳在这里出生。满月的时候，郎静山送了徐伯阳金锁片。还是那年的冬天，他与田汉和欧阳予倩成立了南国社，这个志在“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的组织开始了它的生命。许广平在鲁迅去世的1936年10月,也搬到了这里的64号，不过她住在两楼，周建人夫妇住在三楼。他们搬去了四明新村后，三楼成了鲁迅遗物的存放地，大家所熟知的鲁迅的藤椅和他逝世后拓制的石膏面模都放在这里。亭子间成了许广平整理鲁迅文稿的地方。不过，为了防止丢失，鲁迅的手稿还被藏在厨房墙角的煤堆中。在1937年后，这里的居民猛增，一下子变成了430户，一共1909多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昌路是一部大上海通史的缩影。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 东曾在这里工作过，还曾居住过电影明星赵丹、白杨，文学大家徐志摩、陆小曼、傅雷、巴金、林风眠等。京剧演员沈金波、张美娟，淮剧演员马秀英，沪剧演员许帼华等，也曾居住在南昌路的弄堂里。南昌路47号建于1917年，一楼现在是上海科学家的纪念室，二楼的走廊墙上挂着历届上海科学协会会长的照片，《建国大业》曾在这里拍摄。
改革开放一声春雷，老街旧貌换新颜。以往的南昌路的形象均保存在我那帮老同学、老街坊的记忆中。如今，南昌路两旁的梧桐树郁郁葱葱，傍晚清晨，散发着淡淡的梧桐清香。路人徜徉于此，无不惬意悠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