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核心提示：凡中国人吃饭，少不了要有鱼。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鲜活”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现在人吃饭，几乎是以水产品为主，海鲜餐或者虾蟹宴等。可以说，水产品是饭桌子上的主角，而鱼是饭桌子的核心。不论是“菜篮子、米袋子、饭桌子”，无鱼不成局。
图:上海最早的水产码头
上世纪60年代，在上海到朋友家吃饭，如果遇到端端正正地摆到桌面上的整只鸡、鸭或整条鱼，客人是不能随意动筷子的。只有主人确实是要把它吃掉时，才能真的动手、动口。因为，鸡、鸭、鱼只能在逢年时节时才有，还要凭证凭票供应。有的人家在节日里，可以拿一条鱼请几次客。这并非说笑话，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虽说嵊泗象山渔场坐落在上海旁边，但是，行政区划却是浙江省的地盘。从困难时期开始，上海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上海市水产局就采取措施，提供黄浦江码头，搞好供油、供水、供应食品、提供避风、休息等服务工作，吸引江浙两省的捕鱼船进港卸货。对象山、嵊泗的居民还提供上海市的副食品供应券，提供工业品供应券，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收音机、洗衣机、冰箱、肥皂、香烟、针棉织品等紧俏商品。当地居民还享受上海郊县县城居民的供应标准。时间一长，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是上海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就把捕捞到的水产品卖给上海，使上海居民得以补充到大量的水产品，弥补市场副食品供应不足的矛盾。可是，这件事在很长时间给上海和浙江两地政府造成了隔阂。
后来范家增副主任到川沙县调研，了解淡水鱼养殖情况。淡水鱼养殖一般每亩产量1000斤，净产值460元/亩，平均每户农民可养5亩水面，年收入可达2300元。养殖户反映，淡水鱼养殖成本1.64元/斤，每斤售价可达2.00元/斤，每斤收益0.64元。渔民还反映，每亩鱼塘投入资金1.5万元，劳动一年只能得到460元，收益率仅3.1%，还不如保值储蓄合算。而且，淡水鱼的收购大多都是个体商贩，渔民要把他们当成皇帝对待，管吃管住，每天早晨还要像地下党一样护送他们进城，躲避工商、税务、城管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郊区的鱼塘出现了“荒塘”现象。如果一个鱼塘荒废了，再要复苏，需要3至5年时间，这对上海市餐桌供应将带来不利影响。因为淡水鱼生产季节性很强，对淡水鱼的管理，不能管死，要管放结合，基本放开。放开淡水鱼价格，同时还要给予生产扶持，确保养殖户饲料供应，实行以料换鱼政策，确保渔民的基本权益，确保郊区的淡水鱼平稳上市，放开个体经营户的经营，切实解决卖鱼难的问题。
发展生产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吃鱼难”的问题。由于海洋资源严重衰竭，经济鱼类锐减，人们对淡水鱼的需求量日益增长，淡水鱼类在当时已经成为城市副食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市民能吃到鱼，1990年初，市政府财政贸易办公室会同上海市水产总公司下达了市区采购量计划是25万至30万担，比1989年主渠道实际供应量15万担增加一倍。
上海市是一个特大型城市，人口多，需求量大，土地和农业资源十分有限。要解决水产品供应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开市场、放开价格。发展市场经济，不仅能刺激生产，激活市场，还能解决“买鱼难”和“卖鱼难”的问题。上海市民除了喜欢吃淡水鱼外，更喜欢吃海水鱼。海水鱼的购销活动，主要是在沿江的水产贸易货栈进行的。鱼货主要来自浙江、江苏、福建、崇明、宝山、金山、南汇等地，经营的产品主要是海水冰鲜杂鱼、虾、蟹、黄鳝等。当时水产品贸易货栈设施简陋，场地狭小，缺少冷库和保鲜手段，污水处理也达不到标准，更缺少专业管理人才。历史上出现过有毒有害的河豚鱼流入市场，也发生过珍惜鱼种和禁捕幼鱼的交易，更发生过1988年部分市民食用污染的毛蚶，诱发“甲肝”流行的重大疫情。从1991年开始，上海市便加强了对海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管理。随着上海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大，水产批发市场逐渐规范。
上海市的水产品价格从1984年放开后一路飙升，刺激了生产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水产品市场流通量也日益扩大。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超市、大卖场的出现，家庭厨房社会化的普及，水产品市场更加丰富多彩，价格明显回落。上海人“吃鱼难”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鲜活”商品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蔬菜、水果要求一年四季吃到新鲜的；淡水鱼、海水鱼要求下锅前都能看到是活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中已经不是什么奢求了。
(原标题：没有鱼不能成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