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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经济学对中国发展转型的启示
——读《李斯特经济学研究》
李斯特经济学是在对19世纪发达国家英国与欠发达国家德国、美国等经济关系观察比较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欠发达经济学说，核心观点是落后国家要通过贸易保护等手段来发展本国工业，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对德国、美国、日本等众国在19、20世纪的经济崛起产生过重大影响。只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为发达国家后，对李斯特经济学讳莫如深，甚至曲解，于是李斯特经济学变得很沉默，很神秘，并越来越模糊。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先驱，1789年出生在德国罗伊特林根城。前半生仕途一帆风顺，后半生充满了一系列失败和痛苦。1820年，他因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以“煽动闹事，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监禁；1837年，他在美国的煤矿生意破产，生活陷入困境；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开始推行谷物自由贸易，这让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深感失望。德国关税同盟与铁路建设，是李斯特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的最大的两个功绩，然而，他的努力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认可。
李斯特最主要的著作有三本：《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大纲》在美国反响巨大，被作为反对英国体系的美国经济学体系的教科书，对美国国会1828年通过“厌恶关税法案”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自然体系》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全面总结；《国民体系》的出版使李斯特的声誉生前达到顶点，在其逝世后该书得以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是除马克思著作外，被翻译出版次数最多的德国经济学家著作，成为指导欠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学经典。
虽然李斯特年轻时受斯密和萨伊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较大，但现实世界让李斯特的思想很快转变：当时德国经济受到英国较大冲击，弱小的民族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这促使李斯特重新思考自由贸易，并逐渐转向支持保护主义政策和倡议建立德国关税同盟。流亡美国之后，李斯特所目睹的美国体系的成功加深了他的保护主义信念。据此，李斯特逐渐与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分道扬镳，并最终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保护主义”理论体系。
李斯特是第一个提出生产力理论的经济学家。他是针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而提出生产力理论的，在他看来：“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李斯特认为产生财富的原因就是财富的生产力。对如何提高生产力，他提出了很多建议，诸如发展教育、投资技术、突出工业、加强贸易保护、重视政治和法律制度等等。当然他更倾向于发展工业是获得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因为“工业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也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这类科学方面的任何发展或新发现、新发明，必然会使许许多多的工业操作获得改进或革新”。李斯特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为后来德国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促进“德国制造”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德国的工业化是在19世纪完成的，其工业化起步时间相对英法来说较晚，但作为后起之秀，德国工业化的成就却比英法更为辉煌，在这一过程中，李斯特的贡献功不可没。李斯特毕生都在为德国工业的发展壮大而四处奔波，直接促进了德国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德国铁路建设的发展。李斯特经济学的基本思想通过德国历史学派而得以传承和发展，进而继续对德国工业化产生影响；同时，他的思想通过对德国政治领导层进而对德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影响。比如，李斯特的《国民体系》是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案头书。在李斯特经济学思想的促进下，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德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1860年至1870年仅为2.7%，1870年至1880年就上升为4.1%，1880年至1890年更升到了6.4%，在欧洲占第一位。在提高关税保护之后的19世纪80年代，德国工业中的雇工人数首次超过了农业。
美国经济史学家保罗·巴路殊曾把美国称作“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这种带有鲜明的李斯特经济学色彩的政策在美国如此受到欢迎，与美国本土经济学说即美国学派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李斯特经济学与美国学派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美国最后一任总统威廉·麦金利的话就很直接：“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
据学者陈国涛的追踪研究，在美国步入领先国家行列，掌握了国际话语权之后，李斯特的理论就被他们宣传为错误的、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他们把通向成功的梯子抽掉了，昔日正确的政策在今天就是错误的，他们向欠发达国家提出的各种自由化政策建议（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与他们在经济崛起时期采取的政策完全相反。李斯特思想被完全歪曲与片面化，以至于在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里，李斯特经济学完全成了“贸易保护”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李斯特经济学理论核心是“生产力理论”而非“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李斯特看来，国家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促进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贸易保护”不过是特定发展阶段下的一种政策选择而已。
此外，李斯特的贸易保护论也未得到人们的正确认识，很多人简单地认为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就是通过较高的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工业发展。这是错误的。陈国涛经过梳理，提出正确理解、实施李斯特的贸易保护论，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来确定是否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审慎选择需要保护的产业对象；对外保护要与对内竞争政策相结合；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把贸易保护与其他制度建设相结合等。例如，据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在一国还处于前发展状态时，应实行自由贸易，通过与先进国家的交往来激发整个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依靠自由贸易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又需采用各种措施来培育和保护本国工业；当工业已得到充分发展，以与各国尤其先进国家自由竞争时，就应回到自由贸易，这才是李斯特心目中最理想的贸易形式。
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李斯特经济学有很多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借鉴的思想。
李斯特经济学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重点是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产业升级中政府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启示。
发展生产力，李斯特强调优先发展制造业。当前在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以增加产品供给种类、优化产品供给质量。此外，李斯特认为影响生产力的因素不仅包括机器等看得见的硬件，还包括道德、智力和社会制度等看不见却非常重要的软件，劳动、脑力、管理、组织等都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目前我国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及政府的“简政放权”等措施都非常符合李斯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过去几十年，通过加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我国加工贸易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经济因此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期。但加工贸易工业并不具有报酬递增、技术变迁和协同效应，因此不能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可以说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结果。在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增长红利逐渐消失后，经济必将面临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而向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除了改善基础设施、增加教育和科研投入、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等通常措施外，李斯特经济学特别强调转型升级过程中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即政府要加强对在国际竞争中并不占优势的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经济活动及高技术产业的保护与扶持，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稳定的国内市场，对我国来说，就是打破长期被锁定在加工组装这样低端价值链环节的状态。这堪称李斯特“保护主义”的新应用。
(原标题：李斯特经济学对中国发展转型的启示
副题：——读《李斯特经济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