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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配图：6月4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中排右二）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言。七国集团成员国5日发表声明说，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并将在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取消数字服务税等领域进行协调。新华社 发
6月5日，七国集团（G7）财长在伦敦达成一致，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
一些外媒很兴奋，称之为历史性的全球税收协议，有望结束各国压低企业税率、吸引跨国企业的不良竞争，堵住大型公司海外避税的巨大窟窿。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税改主张由美国主导，为拜登政府大型税改计划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又一次将服务于本国利益的政策主张，包装成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并想拉拢盟友推动一场“再全球化”。
百年来全球最大税改？
根据G7财长会发表的声明，5日各方达成的全球税改共识由两部分组成。
其一，要求各国向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征收至少15%的企业税，以结束数十年来的低税率竞争。简言之，如果一家跨国公司在税率较低的国家纳税，那么它需额外补齐税收差额，以达到15%的全球企业税率门槛。不过，这项政策只针对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收入最多的100家企业。
其二，允许各国向没有实体业务但有数字业务的最大、最赚钱企业的利润征税。但同时，相关国家（法国等）将废除目前单方面的数字服务税。
消息甫出，G7各国代表以及一些科技巨头纷纷给予积极回应。有的视之为历史性协议，将开启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全球税制改革；有的称之为税收正义和团结的好消息；还有的认为，此举将用企业税款为新冠疫情下“大放水”的各国政府“回血”。
会议结束后，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确保税收公平，特别是让企业在其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市场缴纳更合理税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设置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将结束各国竞相压低企业税率的“竞赛”。
舆论认为，G7多国发声支持不足为奇。15%的最低税率低于它们目前的水平，并不会带来太多影响。数据显示，202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企业税率分别为32%、29.9%、27.8%、29.7%和19%。从更宽的视角看，全球范围对最低企业税率尚无统一标准，但相关讨论由来已久。
近几十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依靠降低企业税率吸引跨国企业投资。从2001年至今，全球平均企业税率已由27%降至20.2%。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税率“逐底竞争”极具破坏性，不仅为跨境避税行为提供便利，也让低税经济体之外的大多数国家蒙受损失。据联合国估算，每年各国因跨国公司利润转移而损失的税款高达5000亿至6000亿美元。
自2013年起，经合组织一直借助G20平台推动全球税改行动，呼吁各国共同打击不合理的跨境避税。2019年，经合组织提出税收改革第二阶段倡议，其中就包括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但当时，这项议题并未掀起太大波澜。
那么，为何时隔两年，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提案拨云见日？外界认为，这与美国的态度密不可分。
让世界为美国利益埋单
特朗普政府时期，由于美国方面的不配合，经合组织的多边税务改革谈判屡屡受阻。直到拜登政府上台，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美国财长耶伦2月宣布，将在向科技企业征收数字税问题上放弃前任的保护性条款（“安全港”原则）；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推出一揽子增税计划，包括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4月，耶伦呼吁G20对全球跨国公司施行最低21%的税率；5月，美方又主动将最低税率下调为15%，以降低谈判难度。
舆论认为，尽管美方声称此举旨在恢复特朗普任内中断的“多边合作”，但事实上，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美国优先”。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全球企业增税，其背后仍是让全球为美国利益“埋单”的思路。
首先，此举有利于回笼海外收益，充实国家财政。拜登政府上任不久便提出数亿美元的大型基建投资计划。为筹措资金，美国财政部同步公布增税计划，其中包括将企业海外利润的最低税率从10.5%提高至21%。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亚马逊、谷歌、苹果等美国科技六巨头应纳税额和实纳税额的差值逾1500亿美元。
其二，此举有利于维护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美方最初提出21%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刚好与国内方案接轨。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在美国实施高离岸税率的情况下，同步设定国际承诺将减轻美国企业的竞争压力，避免美企陷入财务劣势，同时还能形成内外联动，使得国内增税不太突兀。
其三，此举有利于修复美欧关系，提升国际形象。英国《金融时报》称，最新协议标志着拜登政府在国际经济政策上的转向，预示着跨大西洋关系的改善。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认为，美国欲借此机会，维护其“世界经济秩序领导者角色”，从而在政治上得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国内税制改革的一部分，既提高富人税，又提高企业税，以促使跨国公司资金回流。与此同时，这也是美国对全球化过程中企业竞争“失衡”、大笔税收收入外流的不满。其实，在克林顿时期、奥巴马时期，美国也想推动全球企业税法改革，但当时条件不具备。G20和经合组织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阻击“避税天堂”，可以说是这次行动的前奏。与当时相比，如今的国际环境条件更成熟。欧美在数字平台方面力量对比悬殊，欧洲国家竞争力不强，这次的一揽子方案可以说是在具体行动上达成一致。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宋国友也认为，这是一个主要服务于美国国内的税收主张。与此同时，这一主张也符合欧洲方面的诉求。它们希望和美国联合行动，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税收。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在与欧洲盟友协调方面处理得更好。在此基础上，美国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内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基于盟友协调之上的“美国优先”，并不是纯粹的单边主义。
美国主导的“再全球化”？
上述税收提案有望在即将到来的G7峰会上“走过场”，随后将向G20以及全球约140个国家和地区推广。
不可否认，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有助于稳定政府税收制度、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减轻债务负担等。一旦落地，美国内外、欧盟内部、经合组织国家之间和其他集团之间的资本流动或将重塑。但与此同时，一些低税率国家，如塞浦路斯、爱尔兰、卡塔尔和匈牙利等，势必遭受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陈凤英提醒道，从这次G7达成共识来看，美国正在推动一场针对所谓“无序化”的“再全球化”。按照其设想，各国以规则为基础，不局限于欧美之间，还包括其他民主国家，通过制定一套新的规制，共同应对所谓的“不公平竞争”。
（原肩题：15%!G7敲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副标题：此举可结束各国压低税率的“竞赛”，但也被认为是美国借“国际规则”为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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