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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锋：“过度规范化”
就不是规范化
《半月谈》近日报道，基层干部反映，规范化和标准化在一些地方执行起来，规范走了形，标准变了味，手脚被捆死了，心思全花在“描眉画眼”上，容易滋生只顾虚功、不重实绩的苗头。
从新闻报道来看，一些地方的“过度规范化”令人咋舌。比如，有的地方要求在农村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不顾在家人口实际数量少且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现实，僵硬地要求“志愿者注册人数要达到户籍人口的10%以上”，导致基层干部不得不找人挂名。还有的地方要求每个村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且面积不能低于200平方米，并下达了达标率的考核指标。这些所谓的“规范化”措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倒让基层干部群众大受折腾。
规范化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手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相应标准，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获得最佳社会效益。但上述那些所谓的“规范化”措施，表面看是落实上级有关工作精神，实际上是“有其形无其神”：要么是闭门造车，没有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要么是调查研究不认真、不细致，标准制定不科学。这本质上还是一种形式主义，只重视落实的行为，不关注落实的效果。
今年上半年，中办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其中强调“加强对调查情况的分析研究，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避免不接地气的‘空中政策’”“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可以说，看似漂亮、实则效果不佳的“过度规范化”也是一种新的“空气政策”。
“过度规范化”就不是规范化。真正的规范化关键不在于形式上有多少硬杠杠、标准有多么细致，而在于设定的标准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实际需要的，这样才能有效地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否则就可能是自以为是的“拍脑门决策”。因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作者系法治日报专栏作者）
（原标题：“过度规范化”就不是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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